梁發(fā)在一八三零年代中想到了到廣州城學子考試的貢院附近散發(fā)小冊子，無從查證洪秀全遇到的兩人是不是馬禮遜與梁發(fā)？梁發(fā)著眼於華東華南一帶只有在貢院才能看得到受過相當教育，對鄉(xiāng)里有所影響的人聚在一起，估計在這里散發(fā)宣教品能更有效果，他的推測是對的，只是他沒料想到威力會如此驚人，隨之而起的太平天國運動造成了近六千萬人的直接Si亡與不計其數(shù)難以計算的毀壞，如同百顆原子彈的破壞威力，但這些不是梁發(fā)的本意，跟他沒有半毛錢的關系。

        梁發(fā)的勸世良言引導了許多當時的中國人進入主的懷抱，在耶穌基督的教誨下，成了擁有良善品格的基督徒。

        為什麼梁發(fā)會從佛教徒的身份轉投入主耶穌的懷抱呢？我想有幾個原因；其一，佛教在晚清的發(fā)展陷入瓶頸，流於形式主義，許多人對佛教的印象就是為Si人念經(jīng)誦佛，沒有靈X可言；其二，佛教僧侶大多沒有經(jīng)過制度化的知識教授與選拔篩汰致使素質良莠不齊，這些僧侶當中有不少砥礪專一的修行人，但也有許多為了生計而投入空門的人歷史上朱重八朱元璋這大明開國皇帝就曾為了吃飯做過一陣子的僧侶，為了生計才出家的人缺乏奉獻度人的JiNg神，不求佛法的JiNg進混吃混喝而已，難免對佛理一知半解，就算有心想闡揚佛法也不知從何下手；其三，教育低落大眾普遍文盲下，大師要對眾人講說JiNg微佛理確有困難，所以僧人多教人持誦念經(jīng)即可，以致許多人念了一輩子的佛經(jīng)卻不明佛理；其四，佛教僧眾在廟里自持修行，甚少有主動離開寺廟進入人群之中闡釋理念者；其五，少數(shù)佛門弟子敗壞清規(guī)，予人極壞的印象。

        我想起我小時候不識字的祖母每天早上坐在客廳神龕下持念阿彌陀佛的佛號，我問祖母為什麼要念佛號，祖母說不出個所以然，這是我親身T會的其中一個例證。有一次我在學校發(fā)現(xiàn)了一只Si亡的麻雀，我覺得牠好可憐於是挖了一個洞把牠埋了，還雙手合十為麻雀念了許多阿彌陀佛，但我不知道當時的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可能潛移默化也可能因為看電視的緣故吧，總之幼小的我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意義？

        相對於此基督宗教的傳教士既有犧牲奉獻以及不屈不撓的JiNg神，亦有包含神學的淵博知識，他們走出教堂不辭辛勞的深入各地，無論哪里的窮山僻壤都能看到傳教士的身影，傳教士以己身之模范作人之表率，又容易親近，於是信徒日增亦在自然而然的情理之中了。

        我想起了一生困頓的大畫家文森·威廉·梵谷也曾做過牧師，他在貧窮的礦區(qū)宣教時看到礦工悲慘的生活，心生側隱的他忍不住將自己的錢財與食物都施舍給他們，還為了T會他們工作的狀態(tài)跟著下到黑漆漆又濁Hui難聞的礦井里，之後的日子里礦工吃什麼他就吃什麼，睡在什麼樣的房子他就睡在類似的房子里，有時跟礦工一樣好幾天不洗澡，然而他的所做所為在教會里有影響力的人仕看來非常不恰當，他們認為梵谷有損教會的顏面，而且教會人仕要的是聽話的牧師，聽話的牧師應當穿著T面舉止得T并且口若懸河，為了宣揚耶穌基督教誨而孜孜不倦，不像梵谷一樣整天臟兮兮的愁眉不展，於是梵谷離開了教會。

        回歸正題。洪秀全如果沒遇到這兩個為他算命的人，也沒拿到勸世良言這一本宣教手冊，洪秀全還是洪仁坤，符合預期的以教書為業(yè)過著一生既吃不飽又餓不Si卻平穩(wěn)可以預期的生活吧，了此終身默默無聞地被埋沒在時代洪流里，這樣的人生對b他作為天王來說不知是幸或不幸。

        換個角度觀之，對當時代的其他人來說，洪的崛起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我又忍不住說說題外話，咱們談談科舉；中國科舉制度在隋唐創(chuàng)建之初是當時世界上最公正而先進的文官考選制度，一直到明朝朱重八限制范圍與八GU范式後，科舉變得僵化，成了另類的智力測驗，選出來的人才多拘泥於辭藻章句之輩，一旦遇到清末重臣李鴻章所說的「三千余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這些整天浸泡在四書五經(jīng)中和陳谷子爛倉里咬文嚼字的士人頓時張口結舌又左支右絀，人人都像無頭蒼蠅般不知所措。

        我觀察到一點，中國文化里有很大的b重講求的是不變，有一種不斷法古的味道，然而這與現(xiàn)實背道而馳，戰(zhàn)國時代的韓非先生曾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應該用預期會變的措施來迎接即將到來的變化，因為這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

        既然寫到韓非先生，我就不得不抱怨一下，原本的韓子是韓非，後來韓愈變成了韓子，韓非成了韓非子，為什麼呢？我認為的答案是那些衛(wèi)道人士以儒教為主且有影響力的那一批人刻意貶抑韓非，他們只推崇符合政治主流與儒家論調的人與思想，對非我族類的人與其思想則或明或暗的討伐；再說，相對於韓愈而言，韓非的影響力超越時間與空間甚至遠播海外，他的學說成為探討組織秩序的管理學，至今仍不斷被提及，稱之為中國的馬基維利；最後「子」作為學術遵稱，子不子的是誰決定？無非是儒黨決定的，難道中國文化上下三千年，有學問能夠被稱「子」的人就那些？我希望中華文化要想脫胎換骨先從把「子」這頂華而不實的帽子摘掉開始吧～

        別說我叛逆，我其實更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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