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的早晨比金陵城要喧鬧很多，數不清的黃包車、汽車、行人以及有軌電車各行其道，又或者是混雜在一起，制造出各種聲響。
在這片混亂中，公共租界北浙省路顯得格外安靜，尤其是門牌號碼為191號的特區法院，不停有人進進出出，卻沒有一丁點噪音。
左重坐在汽車后排，觀察著這幕和來來往往的各色人等，法院工作人員、警察、律師或者記者，他們在這里不約而同放緩了腳步。
法律，讓人敬畏。
也讓人恐懼。
可總有人有不同意見，駕駛位上的歸有光就嘟嘟囔囔道：“樣子貨，連外國人都不能審判的法院叫什么法院，干脆把牌子摘了算了。”
“有比沒有好，這是靠五卅慘案那上百條人命換來的，否則你我怕是連門口都不能接近，記得公共花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嗎。。”
左重瞇著眼睛冷笑了一聲，慘案發生后華人各階層要求收回租界，看似是非常正常的愛國行動，其實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訴求。
像是國府希望借此提高國際地位，華人資本家希望借此加大進入公董會的砝碼，工人們則希望參加運動來減輕外國資本家的剝削。
但就是這樣一次充滿矛盾的“團結”，給了租界當局一個有力的回擊，地下黨聯絡了各界人士進行斗爭，抗議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
市民們走上接頭，相繼有20余萬工人罷工，5萬多學生罷課，公共租界商人全體罷市，連租界雇用的中國巡捕也響應號召宣布罷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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