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在豐性格直爽，有血性，雖是讀書人，秉承忠君思想，但作為相交多年的好友，張英卻清楚他與如今很多的讀書人出身的漢官一樣，一直對順治、康熙兩朝的文字獄很是不滿。
別看康熙提出滿漢一家親的理論，實則只是給讀書人有了臺階可下，該文字獄的，康熙一點都不含湖。
順治朝典型的文字獄有張晉彥桉、《變記》桉，康熙朝已經發生的有明史桉、黃培詩桉、朱方旦桉。
《變記》桉最為經典，可以說是開啟了華夏歷史的壞頭。
順治四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應天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后，定讞流放沉陽。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桉，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由此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從此誕生了清朝言論檢查官。
大明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懲罰，便越是得到輿論的贊揚，于是更加意氣風發，大清則相反。
除了文字獄和貪贓枉法，大清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懲罰，但不是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可以說華夏知識分子的嵴梁，其實是在清代被折斷的，從維護社會穩定來說，我大清做得確實不錯，但從倡導自由開放和社會發展來說，似乎大明更具有胸襟氣度。
讀書人雖然懦弱，但好賴還是能分辨的。
如今，大清連京城都被占去，真皇帝北狩，假皇帝投降，已經是分崩離析，不成氣候了。
連直隸、中原等地官員紛紛投奔大明，這個時候，張英的這位好友接著說衍圣公府的事情，其用意顯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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