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包括成立與加入各種形式、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如組織抗日救國會，組織互助會、興辦補習夜校等團結工人，學生和市民。

        通俗地講，便是要求同志們主動融入工農群眾，真正的和人民群眾交朋友，而不是以紅黨黨員的身份去下命令和生硬的指揮群眾。

        為何組織上會重點提及‘群眾化’和‘勤交友’，以上海目前的情況為例：

        上海的紅黨數量，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大約有一萬四千余人，去年年底暨一九三七年的統計，能夠聯系上的，在組織的同志是一百六十余人。

        目前上海的同志們中，有一部分是最近一兩年中新近加入的學生黨員。

        這既說明了國紅合作之后，組織上在上海獲得了相對較為寬容的發展環境，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實際上革命環境依然很危險。

        同時，學生黨員不缺乏高昂的革命熱情，但是，在某些方面不夠群眾化，也不是年輕的同志不愿意融入群眾，而是因為這需要一個過程。

        程千帆想到了秦迪，秦迪的革命熱情毋庸置疑，善良、熱血、同情疾苦，這是秦迪，他也愿意親自去幫助貧苦的群眾，但是，想要完全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他不知道秦迪能不能做到，即使是能做到，這也這需要一個融入的過程。

        “組織上正在籌備‘益友社’。”彭與鷗說道，“暫不知道這是否會引起巡捕房、警察局以及日本人的注意，法租界這邊需要你們保持警惕，一旦有情況，及時向組織上示警。”

        ‘益友社’的組織上預備成立的商業職員團體，以“提倡正當娛樂，改善業余生活”為宗旨，舉辦劇團、圖書館、診療所、理發室，尤其是預備花大力氣開辦業余補習學校，教群眾識字，懂大道理，知榮恥，灌輸抗日愛國思想。

        內容未完，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