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黎世的天空干凈得像是一塊剛出廠的玻璃。博克利廣場上的噴泉，水聲單調而重復，仿佛這整座城市都被上緊了發(fā)條，每一下跳動都經過了最嚴密的核算。

        蘇菲菲走在班霍夫大街上。每個人都走得太快、太準，連呼吸的頻率都像是被精密儀器測量過。在經歷了里斯本那種霉掉的感傷后，蘇黎世這種手術室般的秩序感，倒也讓人清醒。

        她在帕拉德廣場的一間鐘表私人會所里，遇見了埃利亞斯。他是個鐘表修復師，不僅修補那些名貴的金屬齒輪，還熱衷于修補“混亂的人性”。初見他時，他正對著一塊十九世紀的百達翡麗，右眼扣著一截黑色的放大鏡，整個人像雕塑一樣坐在那里。

        “你遲到了五十七秒。”埃利亞斯沒抬頭，放大鏡后的眼球一動不動。

        蘇菲菲站在厚重的羊絨地毯上，覺得自己亂了節(jié)奏：“蘇黎世的電車也會有誤差。”

        埃利亞斯終于摘下了放大鏡。他的臉龐生得極其周正，每一道棱角都像是用游標卡尺卡出來的，灰色的眼眸里沒有一絲雜質。

        “電車沒有誤差，是你縱容‘損耗’。”他站起身，“蘇小姐，像你這種在云端漂流的人，最容易在無謂的‘情緒波動’中，磨損掉生命的齒輪。”

        蘇黎世的冬日午后，陽光是淡金色的，卻不帶一點暖意。

        埃利亞斯帶蘇菲菲參觀他的實驗室。那里沒有花，沒有畫，只有整面墻的原子鐘和各種不知名的儀表。他向她展示了一套名為“生命折舊率”的計算模型。

        “空姐的生活，本質上是由于時差和高度帶來的‘機械性勞損’。”埃利亞斯站在那個閃爍著冷光的屏幕前，修長的手指敲擊著鍵盤，“你在飛機上發(fā)呆的一小時，等于浪費了百分之零點零三的有效生命值。”

        蘇菲菲覺得這種說法新鮮而荒誕。“你的悲歡離合，在時間管理的范疇里，統(tǒng)稱為‘無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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