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那年的表演課上，來了一個姓張的助教。
你要我回憶當時的場景，實際上，記憶已經被稀釋了太多，太模糊了。我只記得，他跟在教表演的老頭后面走進來，步伐輕而緩。自我介紹時，他頭埋得很低，說話字尾間黏連而緩慢，纖細，依稀像從南國誤闖進北方的謹小慎微的山雀。至于別的——他穿的大概是白色的運動服，也可能不是，是更偏深一些的顏色，灰色，或者，干脆就是黑色的？我不擅長記東西，然而只有一件事，或許我至今仍然記得清楚：那一天正午的烈陽湊巧透過茶色玻璃，滲進了他耳骨周圍極為纖薄的皮膚，使得他耳廓上兩顆隱秘的小痣像極了紅玉上，一點斑駁的瑕疵。
我對那一天的所有記憶，只關乎這一點微不足道的，秘而不宣的瑕疵。其他的，我一概不記得。
2005年，我拿父母的錢買進了這所掛在W大名下的民辦藝術學校。當我提著行李到宿舍門口的時候，里面正砸著鼠標用方言罵操你媽逼：你大概能想象到這是個什么地方。沒有辦法，因為成績太差，“那些高考考200分的社會渣滓”——這是高中的時候班主任對我們這種人的統稱——那個時候，我沖上去和說這句話的人打了一架，但后來，我不得不承認他說的話有一些道理，因為我如他所說去了一個和垃圾場差不多的大學，那里不教授什么知識，我的大學課表上寫滿的是抽煙，“挖坑”一種流行于西部地區的撲克牌打法，網吧熬個通宵，或者去城中村找兩百塊一晚的雞。我并不指望學到別的技藝，因為這所掛牌的學校壓根找不出幾個在編的正職教師，整個器材室攏共只有三臺手持DV，唯一的一臺專業攝影機被常年鎖在柜子里，我從來沒在任何人那里見過能打開它的鑰匙，所以只好猜測這是完完全全的擺設。
空耗生命是合理的。這是在這里生活的一種法則。那些積極的，向上的，每天泡在練功室里排練，指望在這片濁水中抱著浮木游向彼岸的人則被我們統一視為叛徒：我說的是C。
C是我的室友。不是罵臟話的那個，但是那個叛徒：他不喝酒，不抽煙，不嫖不賭，早晨六點鐘起床，按時去蓋練早功的章。他確實抱著想當演員的夢想，雖然我認為這是個笑話，何況步向懸崖的羊群中尤其不能容忍一只向外走的羊。
慚愧地說，我對他的厭惡，正是生根于這些幼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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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那一年的表演課經常被安排在早上，接著晨功之后。
西城過了秋分，天氣開始帶著不上不下的涼。在排練室里，穿多了熱，穿少了則擋不住這點早晨料峭的寒。我們穿著薄T恤壓腿，下腰，汗很快浸潤純棉的布料，最后像冰冷的軟體動物一樣貼在背上，很不舒服。接著是基本的熱身，和陳詞濫調一樣的臺詞練習。這些環節我能省則省，最后一般都變成在地墊上補瞌睡結束。
教表演的老師姓趙，八十年代時在西城制片廠演過許多不重要的配角。直到九十年代后，這些老舊的國營制片廠改制，虧損，賣掉了一半的廠房，趙老師就跟其他大多數的員工一樣四散，分流，最后安頓在了這所三流學校。我很少見到他，他大概跟我們一樣討厭這個地方或者，還不接受自己的命運，因此，基本上，他來上課的次數，就和器材室那臺攝影機被使用的次數一樣少。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和不同的助教打交道：一些其他院校的學生，然而，他們其實和我們一樣無知，手里只有一本不知道傳了多少年的綠色封皮《演員藝術語言基本技巧》——2008年的信息世界是一片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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