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報警！”

        不是一個人，而是好幾道聲音，同時對她說。

        不過是情景重演，芝華無聲地笑，無限悲涼的心口，像抱了一塊捂不化的冰。

        當年也是這樣，堅決地選擇不報警。他們說，事發附近是工地，人員流動大，多數沒有身份和戶籍證明，報警極大可能找不到，不會為她的現狀帶來什么改變，只會讓事情鬧得人盡皆知。

        他們說，nV人的名節最重要，不能拿這個去賭萬分之一破案的可能。

        他們說，權衡利弊而不得不做出這個決定，忍著內心悲痛和憤怒，不得不做出這個最理智的決定，于是對外三緘其口就像什么都沒發生，確信只要所有知情人不說，就不會有新的人知道，這件事就會被雨或風帶走，散成無人知曉的秘密。

        他們痛入心脾，其實痛又真正在他們心里停留多久？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最后的苦果只長在她心里。

        如今，依舊不能報警，他們是公眾人物，要保住光鮮亮麗的面子，哪怕一年一百二十萬的代價，哪怕不知道這代價是否會加碼，哪怕芝華從此日日驚疑。

        這是場無意義的討論，是多年前噩夢的倒影。芝華轉身往臥室躲，沒有人再攔。

        和八年前唯一不同的，是程濡洱，以及他打進來的電話。

        他的名字躍動在屏幕上，沾著難以言說的光亮，g凈得她不敢開口說話，更不敢讓他過來。不敢讓他一腳踏入混亂不堪的地方，不敢讓他一眼看到她身上那根拔不掉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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