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說，《凱文日記》寫作了三年，網絡連載了兩年半，我想總歸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讀者。我希望這些讀者能站出來為《凱文日記》說句公道話，這本書是不是一本值得一閱的書。我不算書蟲，但我也算是要看書的人。我覺得《凱文日記》相b我看過的其他很多書都要好，都更有意義。只是不知道這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是讀者一致的意見？我有一個前輩，這個前輩其實就只b我大一歲，他就是暢銷書作家馬伯庸。事實上我并沒有認真過馬伯庸的作品，《長安的荔枝》我看了一小段，覺得一頭霧水。我不知道馬伯庸想表達一種什么意思。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意思，這本書僅僅就是在講一個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我和師傅去現場聽馬伯庸演講。馬伯庸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講了兩個小時。我問師傅：“他說得挺好，很有邏輯，是嗎？”師傅搖搖頭：“巧言令sE鮮矣仁！”我聽了感到郁悶，我覺得馬伯庸的文字沒有那么仙氣飄飄，但還算是接地氣的，只是師傅對他的評價并不高。到了后臺，馬伯庸開始簽名售書。我也買了一本《長安的荔枝》準備找馬親王簽個名。

        輪到馬伯庸為我簽名的時候，馬伯庸忽然抬起頭對我說：“兒子，我的書好看嗎？”我驚慌極了：“你才b我大一歲！”馬伯庸笑起來：“大一歲就夠做你爸爸了。你愿意把你的書托到我的名下嗎？這樣我可以幫你把你的書推薦給讀者。”我幾乎都快哭了：“你是說《凱文日記》算是你寫的？”馬伯庸哈哈大笑：“不是算是我寫的，本來就是我寫的。這樣你的《凱文日記》就見了天日啦！你不是郁悶沒有讀者嗎，以后讀者將像cHa0水一樣涌過來，流量會把你淹Si。”

        簽完名，我低低服服的走下演講臺。忽然我覺得馬伯庸講得很有道理，說不定他還真是我爸爸，或者至少是我爸爸之一。要不然為什么我和馬伯庸長得這么掛相呢？那么，我把我的書托付給我爸爸，讓他來幫我推銷，這不是很好嗎？我返轉身找到馬伯庸說：“爸爸，我同意了。以后你就是《凱文日記》的作者。至于版稅你就得吧，要是你覺得兒子可憐就付我一點生活費，我也就滿足了。”

        馬伯庸饒有興趣的看著我說：“不止不止，我們是長期合作關系。以后你負責寫作，我一手托兩家，你們兩家的作品都算是我寫的。”“兩家？還有一個誰？”我驚訝的問。馬伯庸說：“你留下別走，一會兒我開車帶你去見一個人，這個人你一定想見。”晚上六點鐘，馬伯庸用他的高級轎車載著我飛馳在上海的立交橋上。過了一橋又一彎，終于停在一棟公寓樓樓下。

        我尾隨著馬伯庸上了七樓。馬伯庸敲門，門嘩一聲打開，另一個馬伯庸出現了，但這個馬伯庸是個坐輪椅的殘疾人！馬伯庸說：“哥哥，今天寫了多少字啊？我還等著你的新作品呢！”殘疾人說：“今天我感冒了，沒有寫，盡看電視了。”馬伯庸嘆口氣說：“歇歇也好，不過明年三月前這本新書一定是要出版的哦，我合同都簽了。”殘疾人忽然發現了我：“這位是？”

        馬伯庸g咳一聲。我微微有些不好意思，我自我介紹說：“我叫吳凱，四川成都人，其實是您的兒子。我也是作家，我寫了一本書《凱文日記》，今天正式送您看看。”殘疾人很高興：“快坐，快坐。你看我連口水都沒為你準備。弟弟怎么不早告訴我你要來。其實我一直知道你，而且知道你是我的兒子。你的書我一直在追，你看我的電腦是可以上外網的，所以我是《凱文日記》的忠實粉絲。”

        馬伯庸說：“既然是老相識，那就更親近了。吳凱，我老實告訴你，他才是你真正的爸爸，我是你叔叔呢。”我仔細端詳殘疾人，他和馬伯庸的長相是一樣的，但因為常年少見yAn光，所以臉sE慘白，看起來有點虛弱。我撲通一聲跪倒在殘疾人的輪椅下面：“爸爸，你知道我找你找得有多辛苦嗎？”殘疾人用手扶著我說：“我看了你的書也感動的流淚，但我也是身不由己。你看我這樣子，又怎么能到成都去找你。弟弟，快打電話，訂一鍋最好的水煮魚，我要和兒子吃個團圓飯。”

        吃飯的時候，我小心翼翼的顧著殘疾人，一會兒怕他夠不著菜，一會兒怕他添不了飯。殘疾人哈哈一笑：“你別老顧我，你吃你的，我這樣子早已經習慣了。”我問馬伯庸：“爸爸是先天殘疾，還是后天的？”馬伯庸說：“先天的，你爸爸和我是雙胞胎，但他生下來腿就有毛病。”我狡猾的問：“那么馬伯庸的那些書，都是我爸爸寫的咯？”馬伯庸眨眨眼睛：“我和你爸爸分工明確，他負責寫書，我負責宣傳和演講。我們是新時代的水管工，各管一段。”

        水煮魚剩了很多，我只吃了點配菜。殘疾人嘆道：“吳凱啊，你還是太拘束，到我這里來就要像回家一樣。對了，你看了我的書，有什么讀后感沒有？”我老實說：“我看了您一小段《長安的荔枝》，但我覺得缺乏一種警醒世人的意義。”殘疾人愣了一下：“為什么要警醒世人呢？有什么好警醒的，世人b我們想象的聰明。”殘疾人頓頓，接著說：“我看了你的《凱文日記》很震撼，但《凱文日記》也有個問題，就是太主觀，有的論斷不科學不全面。”就這樣，我和殘疾人在一盞橘hsE的小臺燈下聊了整整一晚上。到晚上十點鐘，馬伯庸來叫我走：“快走，快走，哥哥要休息了，你不要打擾他的睡眠。”

        我依依不舍的和殘疾人告別：“爸爸，記得你這個兒子。這一別又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再見了。”殘疾人含著淚說：“你b我寫的好，以后你要勤讀勤寫，我們依靠文字見面和交流。”從殘疾人的小公寓出來，馬伯庸拍拍我的肩膀：“侄兒，怎么樣，這一趟有收獲吧！見到自己爸爸有沒有什么感受？回去好好寫一篇日記，講講這次偉大的會面。”我警覺的說：“馬伯庸，不，叔叔，以后你就是我的經濟人了，但你怎么把我的《凱文日記》推銷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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