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1日此處字跡潦草
我的妻子亞麗珊卓，是我這輩子的摯Ai。為了能與她在一起，我甚至愿意放棄任何東西。
我們都在華盛頓大學念書，但是我們不同系，所以一開始根本碰不到面。當時我也有一個從高中就開始交往的nV朋友，艾瑞莎。我們互相砥礪，度過了非常艱難的升學考試與面試，最後我們兩個都如愿以償、進入華盛頓大學念書。
但是相信我，人是會改變的。或者應該說，我們的心態(tài)會改變的。
艾瑞莎很快就融入了大學多采多姿的社交活動里，而我則不是那麼活潑的類型。在數(shù)次的爭吵以及無法修復的裂痕後，我們分開了。那時是二年級下學期接近期中考的時候，我難過到根本無法應付考試。但是我終究還是撐了過來，畢竟無論現(xiàn)實中發(fā)生什麼事情，日子終究還是要繼續(xù)的。
我讀的是法律，是一門很枯燥無聊的學問。我的同學多半來自政治世家，未來就是承接著家族的門風、繼續(xù)政治生涯。或是想辦法擠進大型律師事務所的窄門，運氣好一點，在獻出肝臟與腦細胞後成為合夥人。因此每學期上課時，通常都是那些老面孔。偶爾會來一些想要提早旁聽的學弟妹、其他科系的學生，或是非常稀有的轉(zhuǎn)學生。我和朋友私底下都稱呼這些新面孔是「空降部隊」，尤其是轉(zhuǎn)學生。
而我會注意到亞麗珊卓，并不只因為她出現(xiàn)在戈佛雷教授的「法學與社會議題」課堂中。老實來說，華盛頓大學里漂亮的nV孩很多，金發(fā)又漂亮的也不少。但是膽敢在法律系課堂上提出見解、甚至於是質(zhì)疑的旁聽生，她絕對是其中最漂亮的翹楚。
當時戈佛雷教授正談到關於協(xié)助社會弱勢族群的法律議題。他其實是一個還算好的人，只是有時會提出一點b較尖酸刻薄的論點。法律人嘛，有時站在這種立場是「必要」的。
然後，亞麗珊卓舉手了。
「喔，嗨，你是烏迪諾夫同學吧。很開心有外來的學生加入我們的討論，你有意見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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