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廷高在辦公室給副秘書長梅江和規建局馬局長分別打了手機，叮囑他們，搬遷瑞晶公司的事，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須抓緊處理。該堅持的原則也不能動搖。

        谷安市有一條規定，所有領導干部，不論正副職，手機二十四小時都不準關機。哪怕是凌晨一二點鐘接到電話，該辦的事情也要立刻辦好。誰的電話打不通，唯誰是問。

        打完電話，他從飲水機里接了一杯水，讓紛雜的心緒安寧下來。

        不知怎么，從與臺商林光祖的糾糾葛葛，他想起了自己這些年經歷的許多往事。

        許廷高出生于鍾州縣的一個普通市民家庭。父親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親用日夜踩縫紉機賺來的錢，含辛茹苦地供他讀書。所以，他深知任何一點成果都來之不易。高中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省城的建筑學院，攻讀規劃設計專業，在學校里就入了黨。憑他的條件，畢業以后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身邊不能沒有人照顧，果斷地要求回家鄉工作。

        家鄉鍾州是一個農業縣，很小，也窮，靠稻桿子過日子，多年來發展遲緩，幾乎談不上什么城市建設。他被派到縣建筑公司當技術員，畫畫圖紙，打打雜。如果工地上人手緊缺，甚至還會去搬磚頭，遞泥桶。就這樣干了四五年，才被調到建筑設計室，做一些跟專業有關的事情。

        與他同時分配到縣城的大學生，幾乎都進了政府機關。但，每當機會女神青睞，莫名的干擾也伴隨而至。在大學入黨前，他曾向黨組織坦誠地報告社會關系，說有一個叔叔至今仍在臺灣，盡管沒有任何聯系。這樣的事，是絕對不能隱瞞的。為此，他被黨組織多考驗了幾個月。好在他勤奮學習，又熱心公益活動，各方面評價都不錯，入黨問題最終還是解決了。然而，許廷高的頭腦太單純了，根本不懂得那個臺灣的叔叔，始終是政治前途的極大障礙，哪怕他從入黨的第一天起，一直對黨組織保持絕對的忠誠，始終沒有動搖過。

        時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保守的鍾州縣城，終于也感覺到改革開放的熱風從南方吹來了。領導們都想放開手腳，組織人馬大干一番，像他這樣有專業知識的大學生頓時顯得很緊缺。然而，許廷高依然遲遲不被重用。原因說簡單也不簡單，他有復雜的社會關系，被定為“內控分子”。允許他干事，卻不能干大事。許廷高再木知木覺，也不會什么都體會不到，這讓他心情很郁悶。

        更讓他郁悶的，是六十六歲的母親，在本該享清福的年齡，突然發現患了乳房癌，而且已經是晚期。許廷高想盡一切辦法給她醫治，都無法奏效。給母親辦完喪事，許廷高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痛哭了一場，心里愈加覺得難言的空虛。

        是的，他的社會關系很清楚，偏偏有一個叔叔在臺灣！那個時候，臺灣就是國民黨的代名詞，必須永遠處于敵對的立場。直到好幾年以后，許廷高才弄明白，他的叔叔跟國民黨根本不是一碼事。解放前，叔叔因為失業，急于尋找飯碗，經人介紹，考進了國民黨軍隊辦在南京的一所汽車學校，當了一個小小的駕駛兵。誰知道，幾個月后，因為解放軍勢如破竹，直向南京逼近，根本就沒弄清楚什么，他就跟隨潰退的國民黨軍隊上了輪船，駛往臺灣島——這是1949年，也就是臺商們常常說的民國38年的事。從此以后，叔叔與大陸的家人天各一方，音訊不通。直到今天仍然不知是死是活。

        許廷高從來沒見過在臺灣的叔叔，只聽父親講起，他們兄弟幾個常常一起瘋玩，有一次去湖里游泳，要不是叔叔水性好，一把抓住他的頭發，才沒有淹死。叔叔吃了幾口鼻酸，嗆得眼淚都流了出來。除此以外，父親再也不提有關叔叔的片言只語。特別是在文革烽煙四起，人人自危時，更是噤若寒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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