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8年1949年，國民黨退居孤島。滯留在臺灣各地的老兵很多，幾乎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

        他們離開大陸越久，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就越強烈。憑良心說，由于他們當年在戰場上打過仗，受過傷，吃過苦，國民黨政府給予他們的待遇還算是不錯的。到年齡退伍以后，他們一般都住進了“榮民之家”，差不多每個月有兩萬元的退休金，如果是當官的，還要多一些。按理說，過日子是沒有什么困難了，可是他們精神上卻十分空虛。你想，孤零零的一個人，既沒有家眷，也沒有子女，更沒有任何親戚，每天面對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鋪、板凳，還有與自己一樣漸漸老去的老兵，不能不令人感到厭倦。白天還好過一些，到了夜晚，誰都會感到異常寂寞。將人久久折磨的思鄉之情實在無法排遣。

        他們之中幾乎誰都挨過槍子，吃過彈片，身體有傷病，行動很不方便。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是臺北的西門町。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貨商場，吃點心，買一些日用品，或者去歌舞廳聽歌，捧歌星，認干女兒，“吃豆腐”。他們并不吝惜錢，打仗的時候連性命都不吝惜，干嗎把錢看得那么重？簡直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才算心甘。

        這，給藝員們提供了賺錢的機會。

        歌星在舞臺上演出，一曲《我的家在大陸》，勾起了老兵們無限的思鄉之情；一首《苦酒滿杯》，讓老兵們熱淚盈眶。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總是讓老兵們感慨萬分。顯然是由于擔心民眾的情緒太波動，對社會的安定不利，臺灣當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苦酒滿杯》、《三年》等好多首歌曲，不準演唱。

        但即使如此，西門町依然紅火，而且不斷地流行“紅包場”。以往觀眾給歌星捧場，是獻上一束鮮花，演出結束時，歌星可以憑著收到的鮮花去向歌舞廳老板算禮金。然而很快人們覺得這樣太麻煩，還不如干脆直接給歌星塞紅包。全盛時期，整個臺北有十幾家大型歌舞廳，每一家每晚有10萬元的紅包可以發，據說一連二十年不衰退，誰能計算得出吞掉了“榮軍”們多少紅包？

        崔百歲假如沒有電影公司的片約，就在西門町的歌舞廳里做主持，或者是演出滑稽節目。老板給他很高的報酬。與歌星們不同的是，除了每天一萬多元的底薪之外，也可以收到紅包。于是他口袋里的錢迅速地增多，有時多得連自己都弄不清楚。

        坦率地說，在這段時間內，也不是說沒有碰到過讓他心跳加快的人。

        有一次，在臺北演出，他住在統一飯店，有一位柜臺小姐吳美惠對他的印象很好，看見他進門就熱情地招呼，需要做的事情都為他安排得很妥貼，讓人心里感到十分舒服。

        顯然她已經超出了為一般客人服務的水準。

        崔百歲從別人的口中打聽到，她是基隆人，目前獨身，不知道是離婚了還是沒有結過婚。但她有一個三歲的兒子，長得十分討人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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