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為早年被滅國的原因，東吁王朝對大明所謂的金字紅牌不屑一顧。
金字紅牌是由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邊政區實行信符與金字紅牌制度，在邊疆管理、護國捍邊、調停和處置編內內部矛盾方面發揮十分重要和積極的作用。
但是，明末統治者逐漸放松了這一制度的執行，乃至基本放棄信符與金字紅牌制度在西南邊疆的貫徹。
緬甸看到明朝并沒有出手拯救外邊政區，于是借鑒明朝的金字紅牌制度，采取拉攏周圍的土司頭領的做法。
隆慶二年，木邦得不到明朝支持，在交通道路阻斷，人民缺鹽生活艱難的時刻，「后乏鹽，求于瑞體，瑞體饋海鹽五千登，益感緬甸而患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致謝」。
木邦缺鹽，向緬甸莽瑞體求助，緬甸施與恩惠，木邦感念，與緬甸化敵為友，投靠緬甸，「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鐸、白象、姍錦、珍寶、香藥甚多，退兵護之出孤，遂約為父子」。
隨后其他土司紛紛效仿，「潞江安撫使線貴聞拔邀緬惠不貨，亦投瑞體」。
六宣慰中除車里宣慰司雖然遭受緬甸侵擾，但依然堅定作為明朝的政區，其他木邦宣慰司、孟養宣慰司等投靠緬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撾宣慰司逐漸疏離明朝走向獨立。
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中央朝廷居然也沒得到云南方面的通報，沒有采取切實措施維護五宣慰司的管控，任其疏離和脫離明朝。
而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六宣慰司都向云南方面上報「地方平安無事」的奏報，讓大明誤以為西南安定。
是的，雖然緬甸那邊戰火不斷，但是各家除了一開始還向云南求救，但是見到大明并沒有要干預的跡象，所以也都熄了找大明講和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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